中國是一個戰略文化非常發達的國家，古代的《孫子兵法》甚至一直被西方的戰略界奉為經典。當然，這並不表明每一個中國人都是很好的戰略家。歷朝歷代留下來的，既有成功經驗，也有失敗教訓。新中國建國以來的對外戰略，也需要好好的總結與反思。
　
戰略最講究的是整體佈局，因此，外交戰略作為國家整體發展戰略的一部分，前者必須服從於後者的需要。另外，戰略還講究長遠眼光，必須對長時期內的國際大勢與敵我情勢有透徹的了解。最後但並非最不重要的是，戰略還講究對各種戰略資源的靈活運用，以最有效地實現戰略目標。
　
毛澤東時代的外交戰略，在戰略運用方面無疑是十分高明的。他有一句話："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在外交戰略上，他也抓住了這一點，從而能夠最有效地動員朋友、團結中間力量、打擊最主要敵人。但是，他的失策在於沒有認清國際發展的長遠趨勢，在中美蘇三角的對抗性思維出不來。雖然當時中國外交看起來氣勢如虹，還要輸出革命，實際上主要是為自己安全考慮，在美蘇屁股後面點火。總的來說，當時中國實際上以虛弱之軀，在國際舞臺上疲於應戰。當然，毛澤東最重要的錯誤還是國內戰略失誤，而國內戰略是一個國家整體戰略的主體，外交戰略必須服從於它。當國內發展出現嚴重的方向性錯誤時，外交戰略再高明也沒有用。
　
鄧小平在這些方面做得比毛澤東好。首先，他調整了國內發展方向，使外交戰略有了一個好的依託。其次，他意識到搞和平、搞建設是國際社會的大勢所趨（即所謂"和平與發展"），因而開始融入國際社會。最後，他也善於利用各種國際資源，同美國建立了外交關係，另外利用華僑的資金把改革開放搞了起來。
　
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領導人基本上堅持了鄧小平的戰略方針，以經濟建設這個中心統領對外戰略以及增進發展與世界的關係，但在運用戰略資源以實現國家利益方面，則似乎原則堅持有餘，靈活運用不足，顯然不如毛澤東和鄧小平那樣收放自如。
　
自冷戰結束以來，中國一直在對外關係中一直堅持和平、合作的原則，但在如何落實這一原則性戰略目標方面，則缺乏戰略上的系統性與有效規劃。國際戰略學知識告訴我們，國際戰略的大目標必然是原則性、抽象性的，要落實它，就必須制定在各領域、各方面的細則性目標，這些細則性目標的有機相加，就是整體目標的實現。另外，戰略實施還必須講究主動與效益，應該善於利用甚至創造恰當的時機，以求國家利益的最大實現。
　
如果以此衡量，則可發現我們在以下幾方面還有不足：一是雖有和平與發展這個大目標，但缺乏具體的或有機的實施目標，因此在許多雙邊關係與地區政策方面缺乏清晰的界定，只好一和到底，不但失去了一些能夠維護自己利益的機會，最終也不一定有利於和平與發展這個大目標的實現。二是技術員思維起主導作用，外交在很多時候體現為發現一個問題、解決一個問題，缺乏預見性與主動性，結果反而導致自己處處被動。
　
朝核問題可能是這方面的一個例子。第二次朝核危機爆發後，中國的積極參與態度是值得讚賞的，因為這個熱點就發生在我們身邊，而且事關東北亞發展大局，必須確保其解決過程與結果增進而不是損害我國利益。中國的整體目標也是對的，即確保地區安全與穩定，避免採取過激手段。但在具體實施過程中，中國缺乏有預見性的目標，也沒有著眼于長遠的戰略性舉動，只是在很大程度上起著一個消防員、勸和者的角色，或是跟著美國壓北韓，或是暗合北韓意圖勸美國。儘管這一角色得到了許多國家的讚賞，但中國本身除了六方會談主席國這一虛名外，並沒有得到多少益處。事到如今，朝核問題仍然沒有解決，中國仍然很頭痛。
　
作為北韓戰爭停戰協定的簽字國以及北韓的盟國，同時又是與美國、南韓保持了良好關係的國家，中國是能夠在解決朝核問題發揮很好作用的。但是，中國僅僅把解決朝核問題的目標定在勸和、維持現狀而不是借機終止半島戰爭狀態、爭得中國東北邊境永久和平上，沒有體現出應有的戰略遠見與魄力，不能不說一個失策。筆者以為，只要戰略運用得當，後一目標是有可能實現的，因為朝韓其實都提出過這一要求，特別是北韓，視之為徹底解決朝核問題的前提。最反對的其實是美國，因為它擔心那樣可能迫使其撤出駐軍。但是，北韓戰爭結束已有半個多世紀，提出終結戰爭狀態順理成章，如果其他國家力挺，美國也不好公開反對，只好在具體條件上下功夫。當然，這一目標也有可能實現不了，但它對中國利益重大，不但有利於維持邊境的長久穩定，還有利於促成美國撤軍（要知道，在北韓軍隊戰鬥力日益低下的情況下，美國這支軍隊主要是用來潛在遏制中國的），完全值得一試。退一步講，即使不成功，朝核問題沒解決的主要責任也落在美國身上，中國不至於目前這樣被動，美朝間都不討好。
　
其他例子還有不少，難以一一列舉。筆者以為，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是戰略執行層面上出現了問題。當然，中國的外交戰略執行層即像外交部這樣的實務部門一直比較弱勢，因為中國歷來強調外交無小事、決定權在中央。事實上，無論最高決策，還是具體執行，往往都要由中央拍板。但在毛澤東時代，由於決策層本身就善於戰略謀劃，加上有周恩來這樣的人事必躬親，戰略執行當然沒有問題。而且，當時的外交部長們都是從革命戰爭中走過來的，所謂的專業性可能不足，但戰略思維卻比較發達，執行起來也較有聲有色。
　
但自鄧小平之後，這些方面的情況都發生了變化。一方面是國內外事務都日益繁雜，最高決策層在外交事務上不可能親力親為。另一方面是外交幹部出現了普遍的專業化，而這裡所謂的專業化，不過是外語熟練、對國外情況熟悉一些，在戰略知識方面並不見得專業。事實上，由於後來的部長們多為譯員出身，他們可能更會貫徹領導意圖，但在該體現戰略預見性與主動性的時候，則可能更為謹慎與保守。這點在毛周時代可能還不會導致大的問題，因為最高決策層往往連執行層面的決策都替他們代勞了，他們只需充當機械手與傳聲筒。但在一個外交事務日益繁雜、領導人更多期待他們出謀劃策、充分擔當的時代，他們就顯得心有餘而力不足了！

李開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