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50年代，新德里提出的不結盟主義可說是擺脫國際政治學的驚人發明，但1962年與中國在邊境一戰大傷元氣，偉大政治家尼赫魯竟此抑鬱而終。無獨有偶，邊界戰爭的中文記事去年問世，對印軍充滿輕蔑。

　　到21世紀，印中解凍之勢方興，甚至進行聯合軍演，旋踵卻又出現歷史重演的不祥兆頭。對追求印臺日聯盟圍堵中國不遺餘力的台北而言，這些是福是禍呢？

　　兩國都無開戰的意願

　　印度各界看待中國有兩種視野，一是長遠的文明視野，對中國文化抱持正面情感；另一種是民族國家視野，對北京政府充滿猜疑。宏觀抽象的同情理解與微觀具體的政策算計，間歇出現，使中國人看不懂來自印度的政治語言與姿態，以為儘是狡詐，又充滿不屑。

　　其實，當年尼赫魯屈從國內考量而有一時看似激進的民族主義論調，其前提正在於印中之間不可能真的會發展到兵戎相見，結果事與願違，一發不可收拾。

　　當年同為遭受帝國主義侵犯的兩個古老文明，如今同為面向西方崛起的兩個大國，攜手猶恐不及。但合作的契機卻總是在虛榮、權位的俗欲中流失。

　　不過，1962年的中國與2009年的中國截然不同，前者在內有大躍進與人民公社之後的大饑荒，國政失去方向；外有美蔣聯合東山島反攻的威脅，草木皆兵。

　　1962年這種風雨飄搖，因此絕不容許任何示弱的心理，在2009年儼然與華府形成G2共治全球的局面中，消失無蹤。取而代之的，是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內斂態度。

　　故若新德里當局又有國內壓力要表演不能對中國示弱，北京未必還會像47年前那樣報以老拳。人無遠慮，才有近憂，帶領崛起中國的北京擘劃既遠，縱使印度爭取機會表演與發泄，應有雅量容忍。

　　而即便是到爭議地區作秀的的領導人，大概也與中國不可能有開戰的意願，但如何讓北京不要誤解或介意，則是不可忽視的作業，否則難保某種重蹈覆轍的事不會發生。

　　台灣要明智面對

　　台北國安當局注視中印問題已久，但是對於印度的理解限于國際政治的權力平衡考量，反而印度知識界深知台灣的需求，在物質好處的誘惑下往往願意配合演出，並向台北大吐印度對北京的不信任之苦。

　　但若真要涉及與中國的關係，卻絕對不容台灣見縫插針。別忘記印度是流亡藏人的大本營，呵護傳承藏傳文化不遺餘力，卻鮮少聽到與北京之間出現關於鼓吹藏獨的爭議，可為台北參考。

　　中印之間出現武裝衝突的可能當然不能完全排除，但是否台北在其間要推波助瀾？之前屢次幫助達賴抬高身價，最後要求回報一無所得，因而兩面不是人的殷鑒，必須記取。

　　台北與新德里各界交往，談及中國，不如勸和，切忌再抱印臺日同盟之類不切實際的構想，轉而多研究不結盟主義的思想傳承，才是真正對印度的尊重與欣賞。

　　如此向北京也向自己國人同時確認，台灣對和平的承諾是真實的，而不僅是針對北京的戰術託詞而已。

　　作者是台灣大學政治係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