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林彪批鬥朱德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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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于：2008-06-28 11:48:39
作者:zhuhua148朱華發短信加好友更多作品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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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孫子揭秘文革時林彪批鬥朱德內幕 1966年5月4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　　此時，毛澤東還在南方，會議由劉少奇主持，會議的內容是對所謂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集團”進行批判。會議還通過了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通知宣稱：“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在正睡在我們的身旁……” 　　既然作出這樣判斷，人們就要思考，誰是“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呢？這時彭、羅、陸、楊已經揪出來了，“現在正睡在我們身旁的赫魯曉夫”顯然不是指他們，那是指誰呢？當時，林彪還不敢把矛頭指向劉少奇、鄧小平，而1959年9月，軍委擴大會議的經驗告訴他，可以先拿爺爺開刀說事。於是，爺爺在會上便成了彭、羅、陸、楊之外重點批判鬥爭的對象。　　5月12日，爺爺在第一小組會上發言，講自己要按照毛澤東主席的指示認真學習馬列著作時，他說：“孔夫子講，‘朝聞道，夕死可矣’。我也有時間讀書了，讀毛主席指定的三十二本馬列的書，非讀不可，準備花一兩年的時間讀完。毛主席也是接受了馬列主義的理論……” 　　爺爺的話還沒有講完，就被林彪粗暴地打斷了：“毛主席豈止是接受？！是發展到了最高頂峰！你不要拿外國的東西嚇唬(我們)！” 　　林彪借機提出爺爺1965年12月在上海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曾講過“不能說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列主義的頂峰，到了頂峰就不會發展了”這段話，繼續煽動說：“你們看他對毛澤東思想是怎麼評價的？！”他攻擊爺爺是野心家，是借馬克思主義來反對毛澤東。　　康生也攻擊爺爺：“反對林總提出的毛澤東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馬列主義，是當代馬列主義的頂峰，就是反對毛主席思想的，在這方面和彭真等人是一樣的。” 　　爺爺辯解：“我不會反對毛主席的，毛主席的書要讀，馬列的書也要讀……” 　　康生不容爺爺講話，蠻橫地說：“我希望你學學林總的這些講話，比你學三十二本書要好得多。我看你雖然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還沒有入黨，還是黨外人士。”他還誣衊爺爺“想超過毛主席”。　　在他們的鼓動下，一些人開始對爺爺大加笞伐。有人說爺爺“是黨內最危險的人物”，有人說爺爺是“黨內的一顆定時炸彈”。　　5月23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人民大會堂河北廳進行，林彪等人又在會上對爺爺的所謂“錯誤”展開批判。　　爺爺從大局出發，坦然面對。他說：“我過去的錯誤已經作過兩次檢查，第一次是在‘高饒’問題發生以後，我在會上作了檢討。第二次是彭德懷問題發生後，在軍委擴大會議上也作了檢討……” 　　還沒等爺爺把話講完，林彪就開始了他的長篇攻擊。他說：　　“彭德懷原來就是聯合這個，聯合那個，犯了這個錯誤又犯了那個錯誤，都是為了個人野心。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必須徹底揭發鬥爭到底把他搞臭，否則不行。這樣做對你對黨都有好處，這樣，你才可能改好，否則不可能。廬山會議揭發出來這個問題，解決這個問題，是一個很大的勝利。消滅黨的一個最大的隱患。主席幾次講黨有可能分裂，實際就指彭德懷和朱德。廬山會議也考慮到是否要徹底揭開，權衡利害，認為應該堅決揭開，消滅這一隱患，否則會繼續發展，萬一主席到百年之後，就會出現更大的問題。現在揭開，展開堅決鬥爭，保衛總路線，教育全黨，鞏固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這是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利益之所在。要揭發鬥爭到底，你改也好，不改也好。當然我們是希望你改的。” 　　林彪還說：“朱德你是有野心的，你檢討得很不夠。有人當是他自己檢討的，不是的!是黨中央決定讓他脫褲子的，不檢討不行。你們是不知道的，……他想當領袖。高崗事情，他也主張輪流，想當主席，自己本事行嗎？你一天都沒做過總司令……” 　　於是，有人隨聲附和，說爺爺“有野心，想黃袍加身。” 　　對於這些捕風捉影的誣衊，爺爺感到很無奈：“說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歲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還說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說黃袍加身。”他又鄭重地說：“我對於我們這個班子總是愛護的，總是希望它永遠支援下去。” 　　這次會後的第二天，也就是5月28日，中共中央宣佈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中央政治局常委領導，由陳伯達擔任組長，康生任顧問，江青、張春橋等任副組長，組員有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等。　　這個中央“文革”，雖然號稱“小組”，權力卻很大，後來實際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　　這年8月初，在北京召開了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會前，毛澤東于7月18日回到北京，聽了康生、陳伯達等人關於北京高校“文革”運動情況的彙報後，對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向學校派工作組的做法大為不滿，並對他們提出了嚴厲的批評。　　在這次全會上，劉少奇、鄧小平先後做了檢討，毛澤東發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指責“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慌，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 　　全會通過了《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規定“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全會進行了中央領導機構的補選和選舉。中央政治局常委由七人增加到十一人：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爺爺、李富春、陳雲。林彪從原來位列第六升至第二位，被稱為“林副主席”、“林副統帥”。劉少奇、周恩來、爺爺、陳　　雲的黨中央副主席職務不再提及。爺爺從原來的第四位降至第九位。　　就這樣，一場史無前例的長達十年之久的全國大動亂開始了。從此，爺爺的處境也隨著時局的發展愈發艱難了起來。　　1966年國慶節，“文革”剛剛發動，還保持著建國後年年國慶節都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盛大慶祝活動的做法。爺爺當時的心情雖然很抑鬱，但他在參加天安門觀禮時，得知張思德的媽媽從四川儀隴來京參加國慶觀禮，還是把張媽媽接到了家裏，還吩咐要做幾個四川菜來招待張媽媽。　　張思德是四川儀隴縣人，和爺爺同一個家鄉。　　爺爺奶奶和我一起陪著張媽媽吃飯時，爺爺不斷地給張媽媽夾菜，並問張媽媽：“家鄉的人民還好嗎？農民生活怎麼樣？” 　　張媽媽說：“還行，還比較安定。” 　　爺爺聽了，說：“農民日子過好了，我也就放心了。” 　　中南海造反派衝擊我家，貼大字報攻擊爺爺的情況很快就報告到毛澤東那裏。1月18日，毛澤東在中央軍委碰頭會上講到爺爺時，說：“朱德在國際國內是有威望的，朱德還是要保的。” 　　但是，毛澤東的態度並沒有制止住林彪、江青一夥的陰謀活動。他們繼續鼓動“打倒朱德”，並把這股惡風從中南海吹向了社會。　　1月21日晚，戚本禹在全國政協小禮堂對中國人民大學的紅衛兵頭頭說：“你們要把矛頭對準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要以為打倒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就完了，還有呢！” 　　看到紅衛兵有些不解，馬上補了一句：“還有朱德！他是大野心家，是一個大軍閥。他一貫反對毛主席，你們要把他揪出來，批倒批臭！” 　　“怎麼個批法？”有人發問。　　“這還用我說嗎？你們人大不是有個走資派叫孫泱嗎？他給朱德當過秘書，你們可以通過搞孫泱的問題，把朱德的問題搞清楚嘛！” 　　孫泱是孫炳文烈士的兒子。從抗日戰爭開始，他就在爺爺身邊當秘書，建國後曾任西南師範學院黨委書記，後來調到中國人民大學任校黨委副書記。　　正是因為爺爺，這場邪火也燒到了他的身上。　　人大紅衛兵聽了戚本禹這些話，如獲至寶。返回學校，立即組織人馬寫大字報、貼大字塊。一夜之間，從城裏到城外，到處張貼了“打倒朱德”、“炮轟朱德”、“朱德是黑司令”的大字塊。　　以“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而名噪全國的“新北大公社”頭頭聶元梓聽說人民大學“批朱”的消息後，唯恐落在後面，但她還不清楚這是不是上面的意思，於是打電話向她的後臺康生詢問：“人大紅衛兵批判朱老總，是不是中央和中央文革的精神？” 　　老奸巨猾的康生不肯直接回答，拐彎抹角地說：“怎麼說呢？形勢在發展嘛！問題也越來越清楚了。你們自己搞就搞成了，要說是我讓你們搞的，就搞不成了，你們自己決定嘛，我給你們說多了不好。” 　　對於康生的暗示，聶元梓當然心領神會。放下電話，她便急不可待地召集手下人開會，並煽動說：“目前，階級鬥爭越來越激烈、尖銳，清華大學揪出了劉少奇，在社會上打響了，我們‘新北大公社’也要搞一個大的！” 　　“我們搞誰呢？”有人問。　　“朱德！他是混進黨內的大野心家、大軍閥……” 　　聶元梓正愁找不到“批朱”的“炮彈”，正好中國作家協會造反團來人找到 “新北大公社”，說他們搜出了劉白羽解放前寫的《朱德將軍傳》複寫稿，是一株大毒草。於是他們合夥炮製了《篡黨篡軍大野心家朱德的自供狀——揭穿〈朱德將軍傳〉的大陰謀》、《歷史的偽造者反黨的野心家——再揭〈朱德將軍傳〉的大陰謀》兩篇文章相繼刊登在《新北大報》上。隨後，他們又將該報加印了五十萬份，散發到全國各地。　　作家劉白羽寫的《朱德將軍傳》並沒有出版。那是抗日戰爭時期，劉白羽到華北前線，當時中共北方局宣傳部長李大章委託他蒐集爺爺的資料。通過採訪爺爺本人，他寫成了一個傳記的初稿。後因爺爺1940年5月離開太行前線回到延安，劉白羽的寫作也就沒進行下去，便把已寫好的初稿複寫了兩份交給了組織。其中的一份複寫件曾送到美國，給美國作家史沫特萊寫《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一書作參考，史沫特萊在病逝前又託人把它捎回還給了劉白羽。就是這份複寫的初稿，被造反派用來大做文章。他們將書稿印刷成書，組織人員撰寫批判文章，而承擔此任的人怎麼也找不出書中有什麼政治問題，反而從中了解了爺爺的革命經歷，並對爺爺的遭遇暗自同情。　　中國人民大學的造反派組織“人大三紅”在校內揪鬥了學校黨委副書記孫泱，企圖從他那裏打開“倒朱”的缺口，但他們卻終無所獲。　　這個跟隨爺爺多年、忠實于革命的烈士後代，最終還是在“文革”中被迫害至死，他的妹妹、著名表演藝術家孫維世也由於江青的迫害而含恨九泉…… 　　“人大三紅”還串聯北京一些單位的造反派共同成立了“首都揪朱聯絡站”，籌劃召開萬人大會，在社會上公開批判爺爺，並且還要拉上我父親陪鬥。同時，又分幾路人馬殺向各地蒐集爺爺的“罪行”。　　在爺爺的家鄉——四川省儀隴縣，北京跑去的造反派們到處煽風點火，召開“聲討”大會，砸爛了爺爺舊居的牌子…… 　　打擊不僅來自外面，還來自家裏。　　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開始前，爺爺身邊有五位秘書，六名警衛，還有醫生、護士、阿姨、廚師等。“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中央“文革”和中南海造反派首先從這些工作人員下手，給他們開會，給他們施壓：要他們貼爺爺的大字報，公開表態和爺爺劃清界限……如果有人態度不好，就進行組織處理。　　這夥人說到做到。1967年，他們首先把沈毓珂、曹全夫兩位秘書和衛士長郭仁等送進了“學習班”，後來又轉入江西晉先“五七幹校”。不久，閻志遠秘書被下放到了天津，警衛員鄒德亭、護士郭勤英等先後被調走…… 　　後來，爺爺的身邊就只剩下了三個警衛員和一位廚師了。　　此時，家裏的有些親人也提出要和爺爺奶奶劃清界限，有的把爺爺給他們的書信和題詞都燒了，有的還寫信要跟爺爺奶奶斷絕關係……就是留下的一些工作人員，在“文革”的大氣候下，對爺爺奶奶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 　　那些日子，我可體會到“淒風苦雨，眾叛親離”是什麼情景、什麼滋味了…… 　　可是，我看見八十歲的爺爺仍然像往常一樣鎮定自若，畢竟一輩子經歷過太多的危難，他似乎不把不斷襲來的惡浪當回事。他安慰奶奶和我說：“歷史是公正的，主席和恩來是了解我的。” 　　當造反派策劃揪鬥爺爺的消息傳到了周恩來那裏時，周恩來馬上就將此事向毛澤東做了彙報，在徵求了毛澤東的意見後，立即打了電話給戚本禹，勒令他立即取消 “批鬥朱德大會”。　　由於周恩來總理的干預，批鬥爺爺和我父親的大會才沒有開成。　　那些日子，不諳世事的我一直很恐慌。也許是爺爺看出了我的擔心，他像安慰又像叮嚀地對我說：　　“孩子，你記住：歷史就是歷史！歷史是任何人都篡改不了的……” 　　可是在那個動亂年代，養花被當作資產階級情調，爺爺養的蘭花也同樣遭到厄運。當時，中南海有人拿著“令箭”，不準爺爺養花，說養花是革命意志消沉的表現，“必出修正主義”，硬要爺爺交出所有的蘭花。爺爺無可奈何，眼巴巴地看著自己苦心經營了十多年的蘭花全部都被拿走了。　　連爺爺種養蘭花，也有人在中南海貼大字報上說，這是“資產階級情調”。爺爺看到後，只是很平靜地對奶奶說：“種蘭草有這個事”。“種蘭草一可以美化環境；二可以調劑老人的業餘生活；三可以出口為國家掙外匯。這有什麼錯？！” 　　就在周恩來總理沒有出面干預“批朱大會”的那段時間，“人大三紅揪朱兵團”來到天津，闖進我母親所在的醫院，在醫院裏貼滿了“打倒黑司令朱德、兒媳婦趙力平”的大字報。他們煽動群眾，大肆誣衊“朱德是黑司令，不會打仗，沒打過仗，是個大軍閥。” 　　那時我母親的行政職務已被剝奪了，就連人身自由也受到了限制。她被勒令每天晚上“交待問題”，直到深夜一兩點鐘才能回到家裏。　　當時，我母親曾問鬥她的人：“你們家有三個烈士嗎？我們家為革命犧牲了三個人，你們懂不懂？你們去調查去吧，我們家沒有問題。” 　　我母親趙力平的老家在河北定縣大定村。戰爭年代家中有五人參加革命隊伍，三人為革命獻出了生命。我姥爺趙鴻儒和他的弟弟是那一帶最早參加八路軍的。受家庭的影響，我大舅趙士珍、二舅趙士斌都參加了革命。我大舅在左權部隊當過副營長，1943年在戰鬥中犧牲了。我二舅在部隊積勞成疾也死在了前線，我母親的叔叔也是在部隊犧牲的，當時組織上都給他們發了烈士證。因為這些烈士證是賀龍簽發的，賀龍在“文革”中被打倒，烈士證被當成罪證抄走。直到“文革”結束，烈士證才又返還。　　這些人聽了我母親的質問，還真的跑到我母親的老家去了一趟，一看找不到他們想要的東西，就找歪理，他們說：“你們家不是貧農，你們家鄉還有一個小毛驢，四條腿，你們家算有一條腿，你們家不能算貧農。” 　　原來，我母親的老家人因為太窮，一家買不起一頭驢，就四家合買了一頭，各家輪流用。這在造反派的眼裏，這就被看作是一家有一條驢腿的財產了。　　我母親聽了這話，又好氣又好笑，她說：“你們去看規定吧，你看看當時規定什麼是富農，什麼是貧農。” 　　一計不成，一計又生。“人大三紅”密謀綁架了我母親。　　當時我母親住在她們醫院的宿舍裏。那天夜裏12點多，有人對看門的老師傅說，要找趙院長，要搶救病人，必須要她去，否則病人死了她要負全責。　　這個老師傅趕忙找到我母親說：“趙院長，你可別出來，我看這些人不善，不像是好人，你千萬別出來！” 　　我母親想：不去不行啊，真有病人不去搶救，這不是又給造反派一個口實嗎？再說病人出了事怎麼辦? 　　那時候我妹妹還小，我姥爺、姥姥跟我母親住在一塊照看她。我母親也沒敢驚動他們，就急急忙忙出來，還沒到門口，一幫人就“呼啦”一下子圍了上來，把她拽上了停在門口的一輛帶發動機的三輪板車裏…… 　　我母親質問他們說：“你們要幹什麼，你們有什麼權力抓人，你們簡直成了土匪了！” 　　他們也不吭聲，開車就走。　　機動三輪車在寒夜裏顛簸，連個篷子都沒有，寒風刺骨。我母親被四個人夾在中間，不知被拉到哪去。她直挺挺地坐著，一夜沒有合眼。　　直到第二天早晨6點多鐘，我母親被拉到了中國人民大學，被帶進一個昏暗的小屋。呆了一會兒，有人偷偷地對她說：“他們綁架你來是要開批鬥會，是敦促你交待朱德的問題。” 　　後來知道，當時人民大學的造反派其實分成了兩派，一派說要我母親揭發爺爺，不揭發就開她的批鬥會；另一派則不同意，說人家是天津人，“人大”沒有權力開人家批鬥會。　　在關押我母親期間，他們反覆威逼我母親“交待問題”。　　他們問：“你上過中南海多少次？對朱德的反革命罪行你掌握多少？” 　　我母親說：“我去的次數多了，我們是一家人為什麼不能去？我不知道什麼是反革命，每次去，爹爹都教育我們好好學習，好好工作，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他們說：“我們不要你說這個。” 　　我母親說：“你們要我說什麼？” 　　“要你說，朱德是怎麼搞反革命活動的。” 　　我母親說：“沒有就是沒有，我不能瞎編亂造！” 　　就這樣，我母親被造反派關了半個多月。　　就在我母親被帶走的第二天，傳達室的那位老師傅告訴我妹妹：“昨天晚上你媽媽被一夥人給帶走了。那一幫看起來不是好人。” 　　聽了這個消息，我妹妹趕忙跑到我父親的單位。到了那裏才知道，我父親也“失蹤”了…… 　　最後還是通過北京鐵路局找到北京造反派的頭頭，才知道我的父親母親都被他們綁架到了北京。　　知道了這個消息後，天津鐵路局找他們談判，說：“你們是北京造反派到外地去抓人批鬥，這不合原則吧。” 　　又加上周恩來總理的干預，“人大三紅”這才把我的父母放了回來。　　母親回到自己的醫院，又來了“支左”的軍人，還是逼我母親交待爺爺的“反革命罪行”。　　我母親說：“我爹爹的情況我了解，但反革命罪行我不知道！” 　　那個“支左”的軍人說：“老趙哇，我們這是對你的關心，你是老幹部、老同志，你要明白地劃清界限，中央已經下了通知，朱德是三反分子，他是反對毛主席的，是要被打倒的對象。” 　　我母親說：“既然是中央的通知，你就去問中央好了。你要是問我，我還是那句話，我們一家都是革命的！” 　　那個軍人當時才有二十六歲，姓翟。我母親又對他說：“老翟同志，我參加革命的時候還沒有你呢。” 　　我母親知道這些“支左”的年輕人不大了解歷史，就繼續問他：“你才二十多歲，你說總司令是反革命，他怎麼反法？你說中央有文件，你拿給我看看！” 　　他說：“我們內部傳達了。” 　　他們又問我母親：“你說井岡山會師是誰吧？” 　　我母親說：“井岡山會師時，我不在場。但是過去學歷史，說的是朱總司令和毛主席井岡山會師。可現在你們說是林彪和毛主席會師，我也沒有證據，我只能尊重歷史！” 　　聽著我母親義正辭嚴的回答，這夥人也無可奈何。　　“批朱大會”雖然沒有開成，但在當時“揪鬥”狂潮的推動下，造反派們的情緒被煽動得極端狂熱，哪能就此善罷甘休。　　有一次爺爺問奶奶：“你們婦聯的情況怎麼樣啊？” 　　奶奶說：“兩派鬥爭得很厲害，他們都把我當作靶子，批鬥我。” 　　說到這裡，奶奶的滿臉都是委屈。是啊，奶奶當時在全國婦聯不是主要負責人，又是苦出身，為什麼造反派偏偏把鬥爭矛頭對準了她!? 　　奶奶滿腹憂慮地說：“現在你成了黑司令，我成了走資派，往後還不知會怎麼樣呢！” 　　聽了奶奶的話，爺爺沉思良久。他心裏十分清楚，造反派的所作所為，矛頭主要是衝著他來的。　　爺爺不緊不慢地安慰奶奶：“你不要怕，走資派多了也好。都成走資派了，就都不是走資派了。形勢不會總是這樣下去的。”然後，他又說：“你還記得我們度過的那段最艱難的日子吧!?” 　　奶奶聽後，略微頓了一下，說：“記得，那怎麼會忘記呢？” 　　爺爺說的“最艱難的日子”，是指長征中紅一、四方面軍在草地分離後的那段歲月。　　當時，毛澤東率右路軍的一、三軍團北上了，爺爺和劉伯承率紅軍總部隨張國燾控制的左路軍行動，不得不跟隨部隊南下，以至於多走了一年的長征路。　　張國燾十分狂妄霸道，自恃人多槍多，有八萬之眾，不把黨中央和中央軍委放在眼裏。他拒絕北上，堅持南下，公然宣佈“另立中央”，公開分裂黨、分裂中央。　　爺爺和劉伯承堅決反對張國燾的分裂行徑、堅決維護黨和紅軍的團結統一，這使張國燾氣急敗壞，他在大會、小會上煽動一些不明真相的人鬥爭爺爺和劉伯承。　　張國燾撤了劉伯承的紅軍總參謀長職務，把他和爺爺分開，讓他去當紅軍大學的校長；為了使爺爺屈服，在一段時間裏，張國燾採取各種卑鄙的手段刁難和排擠爺爺：不讓他聽消息，不讓他看文件，不讓他參加會議，不讓他過問事務，甚至連行動都受到限制。一些受蒙蔽的戰士還殺掉了爺爺的大青騾子，並且還到爺爺的住處無理取鬧…… 　　當時，奶奶看到這些，心中倍加憂慮，她擔心張國燾會加害他們。當她向爺爺提出這種擔憂時，爺爺總是報之一笑，勸她放寬心，不要害怕。　　那時奶奶也受到了張國燾的監視，甚至提出要給她另行分配工作，想將她從爺爺身邊調離。奶奶氣憤不過，跟爺爺說，自己要北上去找黨中央彙報。爺爺耐心地勸她說：“如果單獨行動，正是張國燾所希望的，給他以口實，他就會借機陷害你。現在你和戰士們在一起，他就不敢隨便動手。我們必須跟大部隊行動，不能把這八萬紅軍丟給張國燾。事情總會有轉機的，要忍耐。” 　　作為與爺爺共同生活了近四十年的妻子和戰友，奶奶總能在風風雨雨中，特別是在艱難危厄的關頭體會到爺爺那博大的胸懷、那堅忍的意志和深邃的見地。　　奶奶後來對我說：“如果你爺爺當時不忍耐，採取與張國燾決裂的方式，一走了之，那就等不到轉折的時機，就不會有兩個方面軍的甘孜會師，不會有三個方面軍的西北大會師，也就不會有中國革命的勝利。但是，忍耐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此時此刻，奶奶十分清楚爺爺的心境。奶奶知道，面對複雜的形勢，她能給予爺爺的最有力支援就是自己的忍耐、樂觀和信心。　　1967年2月的一天，我從學校回家，走到中南海門口時，看見迎面開來幾輛裝著高音喇叭的大卡車，車上竟站著我的奶奶。她的頭上頂著一個高高的紙帽子，上面還寫著 “走資派”三個大字。　　隨著那卡車越來越近，我怕奶奶看到我更加難過，就把頭埋在路旁圍觀的人群裏，偷偷地流淚…… 　　回到家裏，我不敢把我所看到的一切告訴爺爺和其他工作人員，只是悄悄地和肖阿姨說了幾句，並且囑咐她不要說出去，不要讓爺爺知道。　　肖阿姨跟隨我家很多年了，是一個善良樸實的農村婦女。　　我和肖阿姨正商量著等奶奶回來後怎麼安慰她的時候，奶奶已經進了家門，進門的第一句話就說：“我今天可算是經風雨見世面了！” 　　她說得那麼坦然，就好像是從戰場上歸來那麼豪邁。奶奶啊，她在家人面前，在爺爺面前，把在寒冷的大街上、在眾目睽睽之下受到的屈辱全都放在了內心的深處藏了起來…… 　　然後，她又跟爺爺和其他秘書講述了遊街的路線等情況。　　奶奶對爺爺說：“婦聯的造反派很多都是年輕人，大部分都是剛從學校進機關的，他們根本就不懂得歷史！” 　　爺爺安慰奶奶說：“群眾是通情達理的，你要每天到機關去，和群眾在一起，他們就不會天天鬥你了。將來總有一天能搞清楚的！”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奶奶曾多次給我講過這樣的話：“你爺爺說過，他這一生，有兩段最艱難的日子，一段是長征時期跟張國燾鬥爭的那段日子，一段就是‘文革’我們挨批鬥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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